为什么我们相信国外大学能给我们带来好的教育？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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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改变了我一生。”
——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白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
两个人都是在讲大学对自己命运的影响，但结果却截然不同。
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
知识真的“改变”了命运？
每个中国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被灌输的就是那句：你好好读书就能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
可问题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强制关闭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同时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
“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标语贴在小城的中学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全社会为你而设的一个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到卖猪肉的残酷结局。
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
中国的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摧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前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
“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
34％的人后悔读大学
古时，我们和大学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
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
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
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
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0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
2009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湖北省2.6万学生放弃了高考；2010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比2009年减少了65万人。
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
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如是说。
“大学生跳楼自杀，富士康的普通员工也跳楼自杀，为什么不同的学历、背景和社会经历，都会选择同样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了断呢？”
——一网友写《富士康员工自杀和大学生自杀缘出一辙》的博客，其中有此发问。
我们都是大学的灾民
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
每年触目惊心的大学生就业率不断地在挑战我们思考读大学的必要性。中国大学培养出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群年轻人？
2010年，至少有100万应届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
你自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当大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
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
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
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要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
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大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